文艺批评 |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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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理论工作不仅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性方面，而且在文学、文化学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 “阅读”理论、意识形态批评，在当代的理论能产性远未得到充分阐释。今年适逢这位理论家百年诞辰之际，文艺批评特推送本文，以纪念这位与当代文学理论保持着 “同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文揭示了文学研究对阿尔都塞的某种 “误读”，呈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这位理论家 “挪用”的脉络。这种 “挪用”并非是没有理论 “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长期以来文学理论对阿尔都塞的 “结构”和 “意识形态”的误解，就源自这种 “挪用”。

本文原载于《长安学术》第十三辑，转载自“长安学术”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Francis Mulhern）

曹振威 编译

一、 伊格尔顿和本质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适当对象是“意识形态和文学批评”。这是在阿尔都塞总体支持下的第一个英语倡议，也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为其《批评与意识形态》(Ctitism and Ideology) 一书所写的试验性文章的标题。①本书的核心主张基本上是熟悉的：“唯物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实践促进了同意识形态的决裂；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上升为第二种力量”；弗洛伊德作为自我分裂的文本生产的堪称典范的理论家和读者。然而，在详细阐述这些主题并使之变得多样化之外，伊格尔顿还向阿尔都塞和马舍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在给达斯普尔的信中注意到了有倾向的保留，并强调，与马舍雷相反，文学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必然是颠覆性的。他注意到，似乎文学必定幸免于“纯粹意识形态的耻辱”，似乎“审美仍必须被授予神秘的特权地位，但现在却尴尬地倾斜”。②事实正是如此。不过阿尔都塞和马舍雷在这种诱惑面前并不孤独。在他们的文本中，使伊格尔顿感到担心的是他最终无法摆脱他自己。《批评与意识形态》的核心章节记录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斗争，他在这里把种种特殊的权力指派给文学，在那里又把它们保留给（充分严谨的）读者，而且从不放弃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在阿尔都塞和马舍雷那里也是十分牢固的，即存在一个名为“文学”（或“形式”）的、有待于认识的稳定实体，一个等待着它的适当概念的真实对象。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我们在伊格尔顿的研究的最后一章发现了这种未偿清的本质主义的对应物，一种在阿尔都塞或马舍雷那里均无先例的尝试，即建立差异的文学价值理论。除了正确地肯定这种理论（差异判断对许多严格的分析目的来说是不相干的，甚至是令人分心的）的必要性之外，伊格尔顿还主张，马克思主义对价值的解释应该是关系性的和及物的：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具有价值，并非就其本身而言，而是对处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使用者而言（这里首要的灵魂是布莱希特）。然而，他的讨论却倾向于相反的结论，即在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中寻找价值，从而暗示了一种或卓越或平庸的原始而持久的禀赋；文学价值终究是一个本质范畴的固有变种。③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New Left Books,1976

在这些文本中，一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计划被大胆地推行并无疑遇到了挫折。正如阿尔都塞有可能会说的那样，它们的占统治地位的难题性是 “模棱两可的”：旧范畴被重新塑造成新概念，试图为难以解答的哲学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④马舍雷本人继续拒绝“什么是文学”这个未经许可就闯进至高无上的理论空间的问题。他后来的工作既重新绘制了文学的理论形象，强调它在意识形态折衷的生产中的作用，又更为彻底地，从作为文本的文学转向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实践的文学文化———转向作为被配置在阶级国家的教育机器中的 “文学效果”。⑤ 伊格尔顿虽然注意到这种经过改进的分析路线的可能性，但没有选择它们；他随后的工作避开了《批评与意识形态》中那种建筑术式的规划，转而支持一种干预主义的“政治”批评，这种批评虽然不缺少理论运用而且仍然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可能无法被称作“阿尔都塞的”。⑥

二、《泰凯尔》与 “《银幕》计划”

同时，另一项倡议已经兴起。初形成于阿尔都塞最多产的岁月，以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lipe Sollers)和朱丽娅·科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中心的《泰凯尔》(Tel Quel)圈子的合作迅速发展，达到了自我定义的关键时刻——历史也乐成其事——在1968年5、6月事件的几个月后。⑦阿尔都塞圈子成员与《泰凯尔》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仿佛是出于欲迎还拒的尴尬意识。⑧阿尔都塞在该刊物中是一个权威的参照一一和拉康一样，后者在它的工作中是一个公认的杠杆或势力。⑨但它更亲密的导师是巴特、德里达和福柯，他们开始于合集《总体理论》(Théorie d 'ensemble)。更重要的是，通过恢复法国的先锋艺术传统，并在当时致力于一项有关“文化革命”的无政府一毛主义计划，《泰凯尔》把自己的理论方位设定在一个知识网络中，该网络(网络[réseau]是他们最喜爱的隐喻)包括阿尔都塞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他，但以非常不同的知识和政治上的优先顺序。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同时被定价和移置，在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里作为一种享有特权的引文而运作。

对这一发展的更乐观、更少防卫性的评价是《泰凯尔》为阿尔都塞的非自给自足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实现，这种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空间中作为其中一门科学而发展。事实上，这就是鼓舞了一个成型于英国的类似计划——在《银幕》(Screen)的工作中——的精神。

“《银幕》计划 ” 是唤起集体事业的常见方式，对此难以作简单概述。该杂志在知识上从来不是同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上级机构（致力于影视教育的团体）在戏剧方面的千差万别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历程中，该机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倾向本身就是不稳定的，这部分是由于进口依赖型先锋文化所具有的快节奏和切分节奏的特征，也部分是由于在当时所涌现出的那些理论兴趣中间不存在先定的和谐。“《银幕》计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单数，也没有确定的版本。尽管有这样的限制，但毫无疑问的是，“《银幕》计划”提供了有关阿尔都塞的可能性的更加权威的诠释。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首先，这里有个重大的环境差异。《银幕》的指定活动领域是电影而不是文学，这一点十分重要。与文学制度相比，电影作为工业、技术实践和经验的那种纯粹物质性更不易于精神化———的确，文学制度的保守信徒恰恰会这样断言，他们完全懂得小圈子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现代批评文化中那些关键的传统主题没办法在此提供真理：作者中心论也许重申了有关作品和阅读的传统主义观念，但它也有助于取消“艺术”和“娱乐”之间的学科隔离；虽然关于“电影”的本质主义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但它们在成熟的电影剧目的客观复杂性面前遇到了顽强抵抗，这些剧目所表达的内容多样且变化不定。

阿尔都塞对分析特定的、相对独立的实践的需求，以及他的作为制度化的物质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一般性术语，这些术语使得对电影的在其全部历史和结构的复杂性中的自由探究合法化了；然而，支配和评论电影的整个历史都违反了仿效给达斯普尔的信而形成的那种概念的惯性。在一种有关意识形态、主体和文本的理论间话语中，《银幕》对电影实践的形成、运作，以及宣传效果的探查沿着与《泰凯尔》的起初平行不久又与之交会的路线进行。

符号学，通过在诗学和语言学中批判地收集现代科学的倡议而发展———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其他；它所提供的概念和分类法承诺了一种对文本形式和功能的后美学的、唯物主义分析。精神分析不仅仅表现为强有力的类比，也表现为理解主体性的决定性贡献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用于理解历史的术语，并界定了文本和主体的政治。关于这种理论结合的概述不止一种。彼得·沃伦（Peter Wollen）辨认出一种目的上的元理论统一：“每一种理论都关注一个把自然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的人类活动领域”———符号、劳动和性。斯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则更具试探性地谈到“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在符号学领域中的相遇”⑩。同样，在其支持下的生产出的产品也不具有一致的规律性。沃伦的工作并未采取可能用于表明其一般构想的总路线，而是以在重点和理论参照方面从容不迫地适应性完成从主题到主题的变换。希思事实上更注重探查特定分析环境中的整体战略的意义。总之，在《银幕》圈子中，变种成倍地增加。与它自身的批评主题相一致，这是个“不纯”的计划，缺少一个本质。⑪它的产量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个阿尔都塞倡议的第二版———只是更广泛、更大胆同时又更谦虚———几乎不比第一版更有保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自给自足而支持对话性的理论话语，这提高了生产能力，但却没有因此提高可预见的分析的产量。这不是一个从不完全性进入到概念的充足中的科学进步故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需要那种批评的联系，但是，只有当这种联系不是一种虔诚的模仿时，对话才存在，理论有一种反驳的方式———结果得益于某种理性的辩论，但更应归功于环境的力量。

三、后结构主义版本的阿尔都塞

纵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阿尔都塞仍旧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参照。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日益强化的、愈发具有影响力的工作受惠于他。伊格尔顿和马舍雷的名字确定了一个完整的批评趋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家———例如科拉·卡 普 兰（Cora Kaplan）和彭妮·布梅拉（Penny Boumelha）———将阿尔都塞的历史概念视为一种在文本分析中阐明阶级和性别决定的手段。⑫ 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在一系列研究中着手消除马克思主义对有关文学和价值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深刻依赖，虽然这些研究难免与马舍雷和伊格尔顿先前的分析有分歧，但它们在精神上显然是阿尔都塞的。⑬环顾四周，很容易相信理论实践的前景是光明的。

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 ）

然而，回顾过去，20世纪70年代可能会被视为阿尔都塞的大通胀时代，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序列，其中越来越多的话语流通掩盖了概念价值的消耗。至少有三个中介参与其中。一个是庸俗化的进程，任何有影响的观点都易受其害。另一个，更为实质上的，是阿尔都塞领导下的英国倡导者们的发展，他们对严格的要求使他们竭力推行其导师的一个又一个哲学上的建议，以至于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⑭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更为一般化，且完全是政治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衰落，伴随着那些曾看上去是在为他们辩护的历史趋势的挫折、逆转或分解。马克思主义赢得整个知识界和政治学界的兴趣是因为，不管其理论或纲领是否在任何特定的领域中具有说服力（的确，这可能根本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似乎都是激进的思想和行动无法绕过的背景。作为一场实际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它有成绩记录（无论多么混杂），有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支持者（劳工运动），以及在每个环球剧院中的直接前景。有了这种历史馈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能从任何特殊挑战中幸存下来。结果———没有这些实际的知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直觉的吸引力会小得多———是没有多少详细的讨论，但最终证明的力量是无法回避的。

20世纪80年代的进程在世界各地嘲弄了每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期望。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受到反终极目的论的挑战，后者可以说被歪曲成了政治进步的一般形式。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名字，长久以来作为激烈的话语竞争的场所，现在对一些左翼情感来说显得过于独白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动态整体的历史过程的适当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也不怎么样。由于显得不再符合对可能或实际发生之事的常识性估计，它在批评的权威性方面遭受了同等的损失。八十年代更为强大的激进政治趋势是特殊主义的；在学院中，首先是在它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系里，与之相应的分析方法出现了———它们是视角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或对总体思想怀有敌意的。正是这种巨大的生态变化，而不是任何新发现的难题或预先给定的知识仲裁的结果，重新塑造了选择压力的模式，它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却有利于反启蒙议题，这些议题现在作为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这个时代的混血儿———后马克思主义而激增。⑮

但即便是现在，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日益漠不关心且愈发对其无知的环境中，阿尔都塞的名字仍旧被人们引用。因为正是他的相对独立概念，谨慎地开启了向一种不再被有关封闭总体与决定性经济基础的教条抑制的社会理论的过渡。正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一度摆脱了其功能主义窘迫，将文化分析重新集中在主体及其构造的问题上。正是他帮助培养了如今正走向成熟的理论间的对话。事实上，大概有些理论家说服了自己，先锋派的茹尔丹先生相信，阿尔都塞真的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安东尼·伊索普（Antoy Easthope），一位理论战争的老将，在这整个序列中辨认出了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作为对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回顾，伊索普的《英国后结构主义》是宽宏大量的、和蔼可亲的和世俗的，同时在精神上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的。然而作为理论史的建构，它由一种辉格式进化论塑造，这种进化论把先前不属于阿尔都塞的东西和阿尔都塞的东西混为一谈，然后将其转呈后结构主义的最终时刻。英国《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葛兰西的论文是根据该刊后来对阿尔都塞的兴趣注解的，阿尔都塞现在被公认作一个与恩格斯一样古老的主题（相对独立性）的唯一作者。我们被告知：“阿尔都塞将至少三种思想线索输入英国……它们可以被正当地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对作为去中心的历史形成的解释；对发端于理论实践的知识被离散地建构起来的断言；对作为效果而非原因的主体的解释。”这样一来，达尔文（第一个思想线索）、波普尔（第二个思想线索）、弗洛伊德（第三个思想线索），以及阿尔都塞———他自称他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最好“被看作一种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⑯过分的后见之明、目的论的回复、合理化：伊索普的描述激起了所有这些异议。无论它有多么积极，作为对过去三十多年来左翼理论文化的一个总结，它是站不住脚的。但它的确以它自己的方式确认了那种深刻的印象，即在八十年代末，阿尔都塞的名字，连同他的思想的某些痕迹，仅仅作为文化纪念品而幸存下来，这种文化已经基本忘记了他的知识和政治计划。

Antoy Easthope: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Since 1968

Routledge,2016

从目前流行于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左派中的一般议题的意义上说，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十分自主的批评过程，它更主要的是多方面政治祛魅的结果———这不是出自阿尔都塞逻辑的规划（无论如何它是不可预见的），而是对它的抛弃。这样说不是为了对那些为后结构主义确立教规的不同思想家，或对如今在他们的交汇处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工作，或对几个名字发表总结性的判断：新的颠覆性文化是一个远小于它的部分之和的整体。也不是为了声称存在一种原始的理论实践，它虽然被遮蔽但还未被多年的滥用彻底毁灭，现在我们必须回视它，就像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做的那样。事情更加困难，而前景远不清晰。总之———虽然那不是理想的措辞———对阿尔都塞的某些核心思想稍作仔细思考，并为它们提供一个临时的当代评估，或许是值得的。

本文原刊于《长安学术》第十三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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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译自格列高利·埃利奥特(Gregory Elliott)所编《阿尔都塞：批判读本》(Altusser:A Critical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1994)一书，原文标题为“瓶中信息：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Message in A Bottle:Althusser in literary Studies),编译者对其中所论阿尔都塞在文学研究中的“误读”问题做了摘译、编译，特此说明。

①详见《意识形态和文学批评》(Ideology and Literary Form)一文，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1975年3、4月刊，第90页。《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1976年由新左派书局(New Left Books)出版。

②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新左派书局1976年版，第83、84页。

③原文见马尔赫恩：《文学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一文，载《新左派评论》1978年3、4月刊，第108页。该文提出了这个批判性论点，除了别的之外——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与其对话者分享了上述限制性的难题性。

④在美国，迈克尔·斯普林克尔(Michael Sprinker)工作的倾向与该建议背道而驰。对他来说，审美和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构成我们“理解的当前视野”，而在那种程度上，“我们仍确定地位于阿尔都塞的难题性之中”。然而，他会补充说，审美的概念比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所承认的更加难以捉摸。以上观点见《想象界关系》(Imaginary Relations,1987)一书第2、3页。想了解更多的读者，可参看E.安·卡普兰(E. Ann Kaplan)和斯普林克尔所编《阿尔都塞的遗产》(The Althasserian Legacy，1993)一书，其中包括北美人(及其他人)对于阿尔都塞工作的各种理解。

⑤马舍雷、巴利巴尔著：《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On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Longman,伦敦，1992年版，第35页。

⑥见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第56页。伊格尔顿对阿尔都塞的回顾性评估出现在他的《格格不入：1975—1985年随笔》(Against the Grain: Essays 1975—1985，1986)一书的序言中，也见于同一卷中他的《马舍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1975)(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1975)，第9—21页。

⑦泰凯尔：《总体理论》，Editions du Seuil,巴黎，1968年版。

⑧巴利巴尔和马舍雷将《泰凯尔》同一种作为“反自然”和“违反秩序”的艺术幻觉联系起来——一种“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特性的逆转”(《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第54页，注释10)。同样见伊格尔顿，《格格不入》，第4页。

⑨泰凯尔：《总体理论》，第8页。

⑩彼得·沃伦：《读和写：符号学的反击战略》(Reading and Writings: Semiotic Couter-strategies),Verso,伦敦，1982年版，第211页。希思:《电影问题》(Questions of Cinema),伦敦：麦克米伦1981，第201页。结合上一注释,沃伦这种三位一体公式的版本总是更牢固地建立在对科学的承诺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他比希思更加远离《泰凯尔》，后者一度是该刊积极的合作者。希思的《时代符号：文本符号学入门读物》(Signs of the Times: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extual Semiotics)标志着《泰凯尔》进入英国左翼文化。

⑪罗萨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和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的《语言和唯物主义》(Language and materialism，1977)曾作为《银幕》思想的概要而受到广泛公认，但它并未给自己要求那个地位。

⑫彭妮·布梅拉：《托马斯·哈代和女人：性别意识形态与叙事形式》 (Thomas Hardy and Women: Sexual Ideology and Narrative Form)，Harvester,布莱顿，1982年版。

⑬托尼·本内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Formalism and Marxism),也见托尼·本内特：《马克思主义和流行小说》(Marxism and Popular Fiction)，初发表于《文学与历史》(Literature and History),1981年版，第7页，并重印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⑭社会学家巴里·海茵茨(Barry Hindess)和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是这里的关键人物，他们对阿尔都塞的阅读使《银幕》及其文学理论腹地迅速上升到准权威的地位。

⑮托尼·本内特在他的《外部文学》(Outside Literature,Routledge,伦敦，1990年版，第1部分)中对他向“后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他强调)的转型进行了说明。

⑯安东尼·伊索普：《1968年以来的英国后结构主义》(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Since 1968)，Routledge,伦敦，1988年版，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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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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